冀商,歷史悠久,業績卓著,特別是在近代經濟史上,創造了百年輝煌,成為中國近現代商史中無法繞行的重要篇章。因此,研究冀商文化,并將其發揚光大,對于塑造冀商新形象,續寫冀商新輝煌,有著十分積極而又現實的意義。
一、冀商的歷史輝煌
冀商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四千多年前,生活在漳河流域的夏代的商族人,由于所處地理位置優越,同其他部落的商品交換就比較活躍,成為當時擅長商品交換的民族。
后來的“商品”、“ 商人”即由這個商族的“商”字而來。戰國時期,趙國的經商意識和經商之風較之列國更為濃厚,趙國國都邯鄲曾一度發展成為當時國內甚至國際性的市場交易中心。
聞名列國、叱咤風云的秦相呂不韋曾經是個大商人,他當年就是在邯鄲經商發跡的,后以商謀國,成為政治商人,直至當了秦國的宰相。到漢代,邯鄲仍是當時國內最著名的商業大都市之一。
清末民初,冀商達到鼎盛,是中國當時重要的商幫之一。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在近代商貿史上,冀商的構成是多元一體的,曾經有四支在外經商的主要力量,即:在東北創業的唐山“老呔”商幫(也稱冀東幫)、溝通俄蒙貿易的張庫商幫、活躍在京津保定一帶的冀州商幫、享譽南北的武安商邦。這四大商幫構成了冀商的主體。
“老呔幫”,主要以唐山市樂亭縣籍商人為主?!袄线尽?,是東北人送給在當地經商的河北商人的“愛稱”。
據不完全統計,從清朝光緒年間(1875-1899)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樂亭籍商人先后在東北、華北開設的商店和制造業、加工業企業達1000余家;除主店外,一般還都有分號,少則幾處,多則百余處;經商、習商之人達10萬之眾。
截止九一八事變前,該縣在外經商者總共擁有資金近2億銀元,年創利潤5000余萬銀元,每年向家鄉匯款達兩千萬銀元以上。老呔幫”曾一度開起了東三省最大的大車店、最大的同記商場,甚至以“京東劉家”的“益發銀行”為藍本奠立了中國金融業的雛形,在東北黑土地上演繹了“無商不樂亭”的傳奇。
“張庫幫”,主要是以束鹿、深州、饒陽、辛集、南宮等地的商人為主。他們將目光聚焦在那條起于張家口、終于蒙古烏蘭巴托(庫倫)的商貿大道,即電視劇《大境門》中商人王瑞昌押車行走、路遇劫匪的“張庫大道”。
這條古商道在漢唐時代就已形成,但真正興盛則是在清順治元年——清政府修筑大境門,對蒙、俄貿易全面放開。當年的“張庫幫”主要是往蒙古運銷煙、酒、茶、糖,以及蒙靴、小量的茶磚、褡褳布、煙袋桿等生活用品,還有一些“細貨”,如珊瑚、玉器等。
到了那邊,通常都是搭帳篷,等著蒙古人來交換貨物。一般都是以貨易貨,用帶去的生活用品,換回蒙古的牛羊馬匹等。
據史料顯示,在“張庫大道”上經營的河北商戶,清初有80家,道光年間達260家,同治年間增至1027家。
到了民國初年,僅大境門外的店鋪就有1500多家。當年,“張庫大道”最高貿易額達1.5億兩白銀。
“冀州幫”冀州人自明代開始外出經商,逐漸形成了幼年讀書,長大后經商的傳統,清末民國年間,當時全國的二十二個省無一處無冀人之行蹤,到1947年在外經商人員達4萬多,占人口總數的六分之一,在北京經商的冀州人從事書業較多,僅在琉璃廠開店鋪就有一百多家,在保定許多冀州商人作為自己經營的重要根據地與轉運地,在清末民國時期的天津,冀州人活躍在布匹行、五金行、文具行,甚至把他們稱為天津衛里小冀州。
“武安商幫”在歷史上也很有名氣?!拔浒采處汀痹谑分纠锏淖钤缬涊d見于明嘉靖年間編纂的《彰德府志》:“武安最多商賈,廂坊村虛妄不居貨。
就是說,所有的村鎮都有商業,所有的房屋都在儲存貨物。據民國《武安縣志》記載,民國24年,武安在外經商的多達1950余家,從業人員25000人,再加上在本縣經商的370家,總計2320家。
這些商家,所設商號遍布于東北三省、內蒙、寧夏、山西、陜西、甘肅、青海、新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浙江等18個省區,并按地域分為關東、河南、冀晉、熱察綏、山陜甘和蘇皖諸幫,實為中國發展史上所罕見。
我認為,冀商的歷史輝煌不僅在于開發東北,溝通外蒙,惠濟京津,物流天下,也不僅僅在于開創經營了不少馳名中外、百年不衰的“老字號”以及獨具特色、備受稱贊的名牌名品,還在于它為推動和發展民族資本工商業做出了重大的歷史性貢獻。
大家知道,過去徽商、晉商大都熱衷于“官政結合”,為經商開道?;丈獭耙皇肿ャy子,一手抓子”。晉商有清賜八大皇商,拿著龍票做生意,八面威風。但冀商卻不諳此道,認為“交官窮,交客富”。然而,歷史際遇,風云變幻。
十九世紀末,當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興起之時,“官本位”的徽商、“匯通天下”的晉商,雖然很富有,但他們的資本運作方式,仍然是與封建主義經濟結構相協調,其商業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而未能把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所以,只能伴隨著封建經濟的沒落而沒落。
而冀商卻是“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他們把大量資金投入實業,實現了由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因而在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中獲得了新生,并且大展宏圖。
特別是以“益發和”掌門人孫秀三和現代商業改革家武百祥為代表的呔商,將商業資本成功地轉化為工業資本,形成了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相結合的產、供、銷一條龍的經濟實體。
因此,冀商一度挺拔成為中國近現代工業的中流砥柱,成為中國近現代商史中無法繞行的重要章節。
二、冀商文化植根的豐厚沃土
商幫是商人以地緣、業緣與血緣為紐帶組合而成的松散群體。一個地區能否出現強大的商幫,是由該地區的地理、歷史、交通、機遇、文化等諸多因素共同凝鑄而成的。
特別是商幫文化,是長期的磨合、培育、提升而形成的,它是一個商幫共同的價值觀,引導著人們的行為,是商幫興旺發達的重要因素,也是核心競爭力。
河北位處南北交會、東西交融之地,邯鄲、鄴城等地又曾是多代帝王之都,十分繁華,冀商的形成便在情理之中了。
而百年冀商之業績輝煌,對中國近現代工商業的發展影響之巨大,則是與冀商深厚的文化底蘊密不可分的。
從商貿文化的角度來看,歷史上各大商幫的商貿文化無不植根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有許多共同之處,如晉商、徽商、冀商都崇尚艱苦創業,誠信為本,搶占商機,造福桑梓等等。
同時,不同的商幫還因其地域文化的差異,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文特征。比如有一種說法:晉商視經商為“命”,為改變命運豁出命去干;徽商視經商為“路”,即抵達理想的通道;冀商視經商為“事”,專心做事,只求無愧于心。
還有一種說法,經商賺了錢之后,“山西人蓋房,徽州人修牌坊,山東人存糧,河北人講排場”。就是說,冀商好面子,做人大氣、豪爽。過去河北人管山西人叫“老西西”,而山西人管河北人叫“直隸棒棒”,說明河北人性情直爽,順理直言。
冀商文化的形成,不僅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且更深深地打著燕趙文化的烙印,燕趙文化是形成冀商文化特質的豐厚土壤,也可以說是冀商文化的根。因此,講冀商文化,不能不說燕趙文化。
燕趙大地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歷史悠久,積淀豐厚,人杰地靈,文化燦爛。
燕趙文化作為一個區域性文化,它同三秦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乃至巴蜀文化等,是構成中華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古之燕趙,同為戰國七雄,疆域遼闊,毗鄰而居,習俗相近,有著共同的文化區域特征。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就有以下兩點:
其一,勇武任俠、慷慨悲歌。
早在戰國末期,就有“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說法。一曲“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千古流唱,彰顯了勇武任俠、慷慨悲歌的燕趙風骨。
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和《游俠列傳》中作了這樣的明確的評述:“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br/> 當然,荊軻的俠義之氣,是有歷史局限性的,但其重信守諾,舍生忘死,剛烈悲壯的風骨是值得稱道的。
在其后幾千年發生的封建割據的兼并戰爭,遼、金、元、清入主中原的戰爭,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以及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爭乃至抗日戰爭中,勇武任俠、剛烈悲壯、重信守諾、視死如歸的燕趙人文精神不斷得到錘煉、強化與升華。
在今天看來,勇武任俠、重信守諾的人文精神,已成為了燕趙文化的遺傳基因,其內涵就是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撓的風骨,誠信守諾、不欺其志的品德。
其二,寬厚包容,敦厚豁達。
燕趙處于北方草原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的交匯之地。早在戰國時期,長城內外就胡漢雜糅。趙武靈王時期幕民遷徙塞下,屯田筑城,加強邊防。
漢武帝時期開疆拓土,許多少數民族地區正式劃入中國版圖,又幕民十萬口徙于朔方。此后,歷朝歷代的大量移民,使燕趙成為了民族大融合之地。
在長期以來血緣與文化的融合中,燕趙人文精神形成了寬厚包容、敦厚豁達的特性。
在燕趙文化中趙文化更為厚重。趙國自趙武靈王實施“胡服騎射”的改革之后,國力大增,兵強馬壯,是當時唯一能夠與強秦抗爭的強國,所以趙文化留傳下來的東西比較多。
比如,邯鄲是全國著名的成語典故之鄉(據說有二三百條之多),成語典故在趙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標志性意義,充分體現了古趙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在邯鄲工作時,曾就趙文化的精髓進行過一些粗淺的思考。我認為趙文化作為燕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精髓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胡服騎射”,開改革之先;二是“負荊請罪”,興團結之風;三是“奉公守法”,立治國之道;四是“開源節流”,定興邦之策;五是“毛遂自薦”,倡用人之典;六是“一言九鼎”,明誠信之理,等等。
這些成語至今仍富有極強的教育意義,它不僅是冀商文化植根的沃土,也是古趙文化留給子孫后代的瑰寶和財富,應該倍加珍惜。
三、冀商文化的深刻內涵
冀商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燕趙文化在冀商前輩們經商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正如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一樣,冀商文化也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如同燕趙文化地域特點明顯一樣,冀商文化也有著鮮明的特質。
我認為冀商文化的深刻內涵集中體現在一個“義”字上,概括地講可以用十二個字表達:“義字當先、以義取利、以利行義?!本唧w表現,起碼有以下幾個方面:
?。ㄒ唬┲厍樯辛x,以義取利。
經商中的義,講的是信譽,是商業信條、規則。良好的信譽可以形成穩定的事業網絡,也是一種無形的經商要素.在河北人的性格中,自古以來便滲透著“義”的精髓,至今河北人重情尚義也是出了名的。
冀商秉承了燕趙文化中“義”的精髓,心態平和,專心做事,不欺不詐,不賺昧心錢,不做虧心買賣,不因利大而忘義,也不因利小而失信,堅守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古訓。
保定幫的商道就是義利并舉,講的是四義:誠“義”——選料認真,一絲不茍;嚴“義”——量才使用,防止“裙帶風”;禮“義”——有一套傳統的禮貌經銷方法,視顧客為“上帝”;仁“義”——重視職工待遇和福利。
京東劉家合德堂有位女掌門劉張氏,她出身經商世家,從小就受家道家風的影響。有一年各商號掌柜來東家報賬,有幾個商號因投機倒把用不正當的手段賺了大錢,報完賬等著東家賞賜。沒料到劉張氏卻說:“給我把那幾個賺大錢的商號關掉!”語驚四座,大家不知東家何意。
劉張氏接著說:“你們的錢是靠投機倒把賺來的,我不喜歡投機倒把的買賣?!眲埵想m女流之輩,卻深明經商之大義。
在日偽統治時期,呔商保持民族大義,頂住各種壓力,與日、俄展開商場競爭,盡力保護民族資本工商業,更令人敬佩。
義與利既矛盾又統一。只講義而無利,與經商目的相悖;而見利忘義,只能謀蠅頭小利,不會有大的作為。義可以達利。重義不輕利,重利不忘義,是冀商的突出特征之一。
?。ǘ┮缘吗B利,以利行義。
過去有種說法:低等商人爭利,中等商人取利,上等商人養利。不同的商人有著不同的思想境界。古人云:“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奔缴叹哂袑捄竦牡滦?,又具有豪俠仗義的情懷。他們急公好義,仗義疏財,熱心公益事業。扶危濟困、賑災義捐、修橋鋪路、捐資辦學等義舉,不勝枚舉。
呔商楊煥亭是長春日升客棧經理,被世人稱為商界俠士。他在事業上克勤克儉,對自家勤儉有加,而助人為樂卻慷慨大方,豪俠仗義。樂亭縣志稱他“好善樂施,夢寐不忘” 。
他的獨子楊扶青是革命先驅李大釗的好朋友,也是著名的愛國實業家、慈善家。呔商劉林閣在他的自述中寫道:“小子愿將所賺之錢,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興辦學堂,造福于民。
我寧愿為社會做貢獻,不為兒女當馬牛?!鄙鲜兰o初,呔商在東北三省及家鄉樂亭大力捐資辦學,業績斐然,影響深遠。
呔商武百祥是現代商業改革家。在他著的《大羅新商店政策》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我要把經商做為道德事業來做?!彼髲慕浝淼絾T工都要“做道德人”,“做道德事業”。
并且還制定出具體的道德標準,如,不偽造,不投機,不欺詐,守規,守法,愛國等內容。從武百祥的言行看,他的經商之道已達到了至高境界。
?。ㄈ┱\信守諾,和睦經商。
冀商秉承了燕趙人“一言九鼎”、誠信守諾的俠義風格。被譽為商界俠士的呔商楊煥亭,以自己“日升客?!睘榈盅?,曾為一百多人擔當“鋪?!?。
后來,由于日俄戰爭和清政府腐敗,貨幣貶值使他的企業賠了巨款。但他信守諾言,即使傾家蕩產,也決不失信于擔保。冀商又崇尚和諧,奉行和為貴,和氣生財之道,重視與社會各方面的和諧相處。
呔商武百祥制定了和睦經商的“四利”原則,即:“利顧客、利公司、利勞資、利同業”。他主張以顧客為上,以商品質優為勝,以誠信為利器,公平競爭。他首倡“言無二價”、“明碼標價”的文明經商之風。他還在自己“同記”工廠懸掛起一塊“勞工神圣”的大牌子,以改善員工物質生活為己任,正確處理勞資關系。
?。ㄋ模┮匀藶楸?,文商并舉。
老呔幫的商人們大都是貧苦出身,不少還是文盲。在經商實踐中,他們都飽嘗了沒有文化的苦處,因此在經商發跡之后,紛紛立下誓愿,決心捐資辦學,讓故鄉的子孫后代不再受沒有文化之苦。
呔商武百祥提出:“公益要豐,私用要廉,捐資辦學,培養英才?!?1904年,“京東第一家”劉家興辦劉氏私立第一中學堂,開樂亭縣私人辦學之先河。
民國年間,樂亭掀起了商人捐資辦學的熱潮,先后捐資辦了164所中小學。在冀東一帶,樂亭縣素有“文化縣”之稱,這與當年商人捐資辦學是分不開的。
商人辦學,特別注重傳統文化與商貿文化的結合,不僅注重道德精神教育,而且更注重商業知識教育,目的是培養商業人才。武百祥還在企業內辦精神培訓班、商業知識培訓班,并在東北興辦商業學校,培養專業人才。
?。ㄎ澹┡c時俱進,革故鼎新。
十九世紀末,正當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興起之際,徽商、晉商隨著封建經濟的沒落而衰敗,而冀商卻達到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時期,晉商在東北的地位被呔商取而代之,這與冀商在經營中不斷創新理念、創新組織方式、創新經銷策略等是分不開的。
呔商武百祥立志改革中國舊商業,親自出國考察,學習和借鑒外國工商業的先進經驗,大力倡導文明經商之風。
1936年京東劉家的“益發合”與武百祥的“同記”企業率先推行股份制,開創了舊商業改造的先河。
他還提出了商業改革要“隨時代以相演進”的觀點。這在當時歷史環境下,很具有前瞻性和改革勇氣。
“武安商幫”當年在經營管理上的許多方面則與現代企業管理的理念和制度頗有相似之處。比如,他們普遍實行了股份制、掌柜負責制、頂人力股制等制度,這些制度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現代企業管理的雛形。
如股份合作制,一本《萬金賬》將股東之間的權利、義務明確下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有效地解決了一家一戶資金和管理能力的不足,便于親朋好友籌集資金共圖大業。
“掌柜負責制”又稱“東伙合作制”,其本質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資本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分離。實行東伙合作制后,企業便可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有智者施智,有能者顯能,資源優化配置,從而使各種人才都能在企業中找到自己的合適位置,同時也可使每個人以自己所付出的勞動和所做的貢獻而得到相應的報酬。
“頂人力股制”,是分配制度上的創造和進步。它是指在商號中,除了東家之外,掌柜和企業中的資深骨干人員均可以其為企業所付出的勞動和所做的貢獻,按規定比例折算成股,按股分紅,并且不承擔虧損。
他們的股份,依據資歷、能力、貢獻等進行不斷調整增長。頂人力股制的魅力在于極大地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力和主人翁的態度和精神,同時也為資本的增值、商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冀商文化的這些深刻內涵,其實就是冀商的價值觀、經商觀,就是冀商所奉行的“義利相通”的商道,它回答了為什么經商、靠什么盈利、賺了錢干什么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四、大力弘揚冀商文化
冀商的百年輝煌已經終結于時代的變遷之中,淹沒在沉睡的史詩里,但在百年輝煌中所形成的冀商文化卻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是文化的基礎,文化對經濟發展具有反作用。當今社會,文化已深深融入經濟發展之中,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現在,一個成功的企業往往都有其自身的企業文化,這是企業的核心軟件。同樣,商幫文化也是商貿經濟發展的核心軟件。冀商文化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冀商進一步發展的寶貴財富。
衷心希望冀南商會要大力弘揚冀商文化,深入研究冀商興衰成敗的原因和規律,準確把握冀商傳統文化發展的深刻內涵,努力汲取冀商傳統文化的精髓,承繼冀商的誠信風范,以誠為本,重信守諾,更好地服務社會,惠及人民。
要適應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要求,“革古鼎新,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發展思路、發展理念,使冀商文化在新形勢下發揚光大,創造冀商新品牌,塑造冀商新形象,續寫冀商新輝煌,努力做好以文化發展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這篇大文章。
(作者系河北省原副省長,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會特邀研究員)